P:你的文章选取了2001—2004年国内关于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预测,以此说明预测失误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那除了你所说的逻辑、学风、方法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大家对于军事技术的发展之快始料未及。
N:这肯定是有的。最近我也看到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有些人评论,《联合早报》发了一篇薛理泰的评论,说为什么出现预测失误。对国际问题的预测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就像现在的世界杯一样,你要预测到几比几基本上不可能。你要预测美国哪天开始发动战争、战争的模式是怎么打的、怎么结束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不具有可预测性。
问题就在于,作为一门学科,对于大的趋势你应该有一定的预测能力。比如说世界杯一个强队对一个弱队,对于一个懂足球的人来说,你应该大概知道哪个队会赢。国际关系也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批评的不是说对具体的事情,是对大的趋势判断出现失误。比如说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基本趋势,对于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趋势。这些大的趋势上应该是可以做出预测、做出判断的。
P:但足球也是圆的,也不可能百分百预测准确。作为国际关系的专业人士,你怎么判断这些预测是否科学?
N:国际政治学教授跟出租车司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比如说当时判断美国会不会把伊拉克和阿富汗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涉及对国际政治基本性质的判断,为什么大家当时认为美国一定要驻军呢?我们还是停留在国际政治的性质是现实主义的。
美国一定是要扩大自己的权力,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奥巴马也一直说美国一定要保证自己的领导地位。那么怎么保证呢?根据我们的思维,权力最重要,权力之中军事力量最重要。那既然美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到伊拉克跟阿富汗了,肯定会把这两个地方的军事力量占了,建立起军事霸权来。
但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性质不一定完全是现实主义权力那一套,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认为,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也这样认为)。最新一期美国外交期刊上有人写了篇文章,认为现在国际社会的性质还是要靠制度来维护的,美国要建立一套有利于自己的制度,比如国际规则这些,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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