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曾飞:执政党无法回避的三大问题必须痛下决心解决

寒窗苦读

　　如今中国，在美国霸主咄咄逼人，必“彻底解决中国”而后已，以及国内人民大众开始觉醒的情势之下，执政党面临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如若不能痛下决心，力挽狂澜，彻底解决必然导致亡党亡国的三大问题，前苏联的命运就有可能在中国重演。还没有完全沉沦的党内政治家们是到了必须冷静思考大局的时候了。回避问题是不可能的，投靠美国霸主而残喘的下场已有悲惨范例，显然是一条断头路。出路是唯一的，那就是拨乱反正，真正回到中国人民大众的怀抱中来。可供思考的时日已经所剩无几，情势已经别无选择。
　　当前的执政新班子所推出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的支持，抑制产能过剩的产业，助推消费升级，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调整经济结构，促进转型升级，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政策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够，不敢放弃以GDP为核心就无法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打击药业外企的贿赂活动，整治推高药价的恶劣医药体制，严禁楼堂馆所建设，坚持粮食自给等措施（不够，还不敢禁止转基因主粮进口）也有利于民生。派出中央巡视组抓老虎的行动也得到民众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不够，还需要敢于真正走群众路线，敢于发动民众反腐，打老虎不看后台）。但是，这些措施也只是治标的小补，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局面。不痛下决心从根本上治本最终还是无补于事。
　　第一个大问题：只让极少数人富裕
　　邓小平复出之后，许诺官僚们“先富起来”，鼓动他们“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圈钱不择手段，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变成金钱，填满他们贪婪的欲豁，制造了中国的两极分化超过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惊人现实。
　　早在2009年，蔡继明接受了人民网记者的采访。他说，他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发言时，只是提到“国外一家研究机构估计，中国0.4%的最富裕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2009年08月05日人民网《关于"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新闻调查》）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教授《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行责任审计建议》引起了大会的极大关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更公开指出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等人“利用特殊地位圈钱”建议对以厉以宁为代表的某些经济学家进行审计。”他还指出：“他们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精英代表，但其魔术般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
　　央视《经济半小时》11月4日播出节目“透视黎强的黑色经济”，以下为节目实录：今天上午，备受瞩目的重庆谢才萍涉黑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女黑老大谢才萍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不过，今天我们说的是重庆另一位与谢才萍齐名的黑老大，他就是当选过人大代表的亿万富豪黎强。……早年的黎强并不起眼，曾经在食堂煮过饭，在工厂当过电工。1996年黎强看中了班车客运市场，于是与别人合伙成立渝强公司跑运输。由于重庆地势山高坡陡，公交和班车客运是重庆市主要的交通工具。重庆市公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孙跃：“我们重庆没有自行车，没有摩托车，我们老百姓上班下班，包括公务就必须做公交车，每一天重庆公交承载了400万的吞吐量。”黎强正是看中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才开始搞运输。短短几年就占有了重庆客运市场100多条线路。他本人也是重庆市声名显赫的富豪。但是和许多其他的富豪不同的是，黎强攫取财富的手段靠的不是商业智慧，而是赤裸裸的暴力。受害人：“他说，打死了就打死了，20万就把你解决了。”记者：“你们都害怕。”——可见人家人大代表、亿万富豪黎强发财致富靠什么呢？不是靠劳动和科技，不是靠报酬的差距或分配不公，靠的显然是权力与暴力。权力与暴力都可以转变成财富，财富可以“产生”财富，也就是资本增值，阶级剥削。现在明白马克思为什么最可恨呢？就是他“炮制”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出了“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让这些富豪们一丝不挂，经受了最大的侮辱。
　　2010年11月04日《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一文披露：“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基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并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
　　只让极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结果是惊人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的原因绝不是邓小平所讲的“分配不公”，而是利用权力敛财的超经济掠夺外加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单单邓小平一家这些年来利用权力敛集的财富就已经数以百亿计。由此，邓小平主导下的执政党彻底否认了阶级剥削，放任极少数的官僚先富起来，而其基础是劳动阶层的被剥夺，代价是社会日益现对贫困化。邓小平许诺的“共同富裕”成了最大的欺骗。这就制造了中国社会空前剧烈的阶级对抗，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如果不从根本上纠正只让极少数人富裕的歪道，回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上来，政治危机就难以解除。
　　第二个大问题：由极少数人控制资源和资本
　　2013年3月2日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的博客《中国亿万富豪数量据世界之首是中国之耻！》：“中国是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而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共同富裕，社会大同’。然而短短30年，中国成了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短期内暴富的富翁如此之多，也充分暴露了许多财富的来路不正及掠夺本质（按正常的财富积累过程和路径，是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暴富的）！而胡润榜调研的中国富翁还不全面，还没有包括中国权贵八大家族等的财富数额！否则将会更加惊人！财富掠夺除了特权手段外，国家的政策取向也发挥了极大作用：近20年，通过国家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税收政策、外汇政策、出口政策等，中国将大部分民众财富转移到了企业帐户、政府帐户和外资帐户中，而劳动收入、居民帐户本该累积的财富却被大量挤压。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的居民消费从53%下降到35%，不得不大量依靠外需来拉动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资源与资本高度集中在一部分官僚家族的手中是福是祸呢？这有因此而亡党亡国的前车之鉴，不得不警惕。孙大龙《“官僚买办”将是葬送中国的祸根》：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是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这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大有非常相似之处。四大家族这个概念，风行了近二十年，最终由当时的文人陈伯达，在内战的解放战争中完成的。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约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先欧后亚的政策，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资本支配资源、支配现代经济社会的运动。中国要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度里建成社会主义，也只有在绝大多数人控制资源与资本的前提下，借助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打下丰富的物质基础。如今官僚家族却控制着中国的权力与资本，也就控制了中国的资源、劳动力、经济运行和财富的分配。正是如此由极少数人控制资源与资本的不正常局面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空前剧烈的阶级对抗。成为当前政治危机的总根源。
　　王泰栋著《蒋介石的“御用”笔杆：陈布雷大传》对陈布雷力谏蒋介石一事描述说：
　　“那是去年秋天魏德迈发表声明之后，陈布雷小心翼翼地对蒋介石进言道：‘蒋先生，你大概也注意到了吧，魏德迈这个声明是代表美国最高当局的意思的。’‘那还用说，’蒋介石连连说，‘那还用说。’‘蒋先生，’陈布雷说话时显得很激动，胸部剧烈起伏着颤动着，声音很低但至为诚挚：‘蒋先生！胜利以还，我军政大员大发接收财，风气败坏，布雷对先生早已陈言过。但是，这不是先生的责任啊！魏德迈居然把全部责任推到先生身上，未免欺人太甚。以个人来说，君子不食嗟来之食；以国家来说，中国不该是人家属国；以本党来说，这无异在促成我党分裂……’陈布雷声泪俱下，言不成声。蒋介石也很激动，连连说：‘布雷先生，你说下去，你说下去……’‘不管人家怎样说，对贪污之风，确须整顿，但是不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蒋介石一惊：‘你是说孔、宋……’‘不，不，’陈布雷挺了挺胸：‘布雷的意思是，庸之先生最好能离开中国，对国事不要介入，免得先生为难。’”
　　关于魏德迈发表声明一事该书记载说：“我们的存亡和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总不会坐视不救吧？”君章问。“唉！”陈布雷叹了一口气道：“君章兄，你总记得去年8月24日魏德迈在黄埔路官邸的访华声明吧！魏德迈指责我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尚可，竟然说‘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而9月8日司徒雷登大使的话更是露骨：‘一切迹象表明，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目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蒋君章放下饭碗，点头称是。陈布雷早已停着饭碗，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道：“11月初，蒋公派立夫到美国，以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为名去进行活动，立夫曾来一电说：‘杜威之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那不是还有希望吗？”君章又问。“唉！”陈布雷连连摇头说：“事出意料之外，杜鲁门连任总统。蒋公叫我起草一信致杜鲁门总统，提出‘支持我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美国政策如能见诸一篇坚决的宣言，将可维持军队的士气与人民的信心，因而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以从事于正在北方与华中展开的大战。’”“杜鲁门怎么样？”“立夫来电，杜鲁门拒绝了，说再援助也无补于事……”陈布雷说到这里已气喘吁吁，说：“我需要休息两天，不要让客人见我。”说罢就径自上楼。晚上写下了杂记，又写下了给蒋介石的上书……”
　　此中对四大家族控制经济命脉，腐败误国的危害已经点明。但如今的中国精英非但不承认国民党当年失败的教训，反而极力为四大家族平反，欲盖弥彰。
　　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譬如百度百科《四大家族》：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后来陈伯达在国共内战中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此说法较多出现在1980年代前的国共对峙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带有敌视意义，现今已很少在大陆的主流媒体中，对他们的一些指责也缺乏足够的证据。大陆学术界（？）已经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蒋陈虽有些家产，但从经济上考察微不足道。还有信力建的博文《为“四大家族”平反》：“所谓“四大家族”，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有道是：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蒋介石是“四大家族”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有了蒋中正的才能和野心才有了曾经煊赫无比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后来陈伯达在国共内战中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说法较多出现在1980年代前的国共对峙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带有敌视意义，是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事实上，无论从财富的数量，还是从财富的性质，我们都无法认定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聚资敛财祸国殃民的‘四大家族’。”
　　网友的回复引用资料反驳道：“根据80年代中期一部分解密的档案，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专家估计，四大家族1949年被美国永久冻结的在美非法财产，至少为20亿美圆。其中宋美龄名下有2.5亿美圆。“四大家族”在20世纪40 年代利用美援物质和他们的特殊途径在美国搞投机倒把，被美国财政部查出四大家族偷税几千万美圆。杜鲁门总统立即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财政部联合彻底清查“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的来历，和利用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的情况。经调查，“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非法财产有20亿美圆，还不包括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抗日期间美国援华的金钱和物资，被四大家族贪污7.8亿美圆，其余大部被国民党其它各级官吏贪污，用到前线的只有10%，利用特殊途径长时间在美搞投机倒把偷税金额达到8千万多万美圆。美国财政部把调查报告公布在美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听证委员会上，一片哗然。最后，美参众两院一致决定：永久冻结“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和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补清偷税金额和罚款。对国民党援助额不变。并通知：1945—1949年间已批准援助国民党的30亿美圆，国民党已用了28.5亿美圆，用完为止，不会增加。据说杜鲁门总统看到“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和搞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报告后，在议会大骂：“贼！他们都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四大家族当时不敢申辩：这么多的非法财产根本没法解释，他们惟恐一旦申辩，他们种种贪污丑闻都将举世皆知。”
　　2013年07月15日财经杂志官方网站何仁勇《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为何失败》的文章披露：蒋经国的“铁腕打击”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那一段时间，上海的物价基本稳定。市民也很支持金圆券的兑换，主动将家里的黄金、美钞换成刚刚发行流通的金圆券。不过，很快，蒋经国就遇到了一个他终于打不动的“大老虎”。谁？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孔令侃除了敬畏蒋介石之外，谁也不放在眼里。连舅舅宋子文，他都毫无尊重之意，几度和他抢地盘。抗战胜利后，孔令侃从美国回来，来到上海，开办了扬子公司，自任董事长。干着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买卖。货币改革后，又公然囤积黄金和美钞。……蒋经国下令软禁孔令侃，搜查扬子公司，并且查封其所有仓库。此举惊动了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此案。……孔令侃的母亲，即孔祥熙的夫人叫宋霭龄，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姐妹。……在宋美龄的压力之下，蒋经国屈服了。……作为国民党的新一代政治力量，蒋经国对国民党的种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当年，他在江西赣州推行政治革新，整顿吏治，让人耳目一新，也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在此次上海“打老虎”中又亲力亲为，重拳出击打了包括杜月笙儿子在内的几只“大老虎”。因此他一度被国民党高层和知识分子寄予厚望。以至于若干年后，不少怀念民国的知识分子还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当年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能成功，将会怎么怎么样云云。历史不容假设，蒋经国的失败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从历史背景来看，国民党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党派林立、纪律松散、党员素质参差不齐的政党。在长期的一党独裁环境中，腐败、贪婪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标志。历史学家吴相湘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亲国民党、远共产党的学者，连他这样的学者都对国民党的腐败无法忍受，他在《孙逸仙先生传》一书中评论说：“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有过之无不及。”这些腐败力量错综复杂，而又彼此抱团取暖，牵一发而动全身。仅凭蒋经国一人之力，显然无法与这些力量抗衡。更重要的是，当“打老虎”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然会牵连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打别人的老虎，还可知难而上；打虎打到自己身上呢？对于古往今来的独裁统治者而言，这个问题基本无解。
　　可悲！中国如今的政治、文化精英比当年的杜鲁门、蒋经国、陈布雷还不如——无视历史教训，死不认账，至死不悔。当今的执政党如果没有胆量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实行民主，破除极少数官僚家族控制资源与资本的扭曲局面，由绝大多数人控制资源与资本，局面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好转。
　　第三个大问题：为极少数人立党立国
　　人们熟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为“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所以，政治集中体现着特定社会阶级利益。以极少数的官僚家族为首的特权阶级一旦全面控制了一个中国的资源、资本，有了特殊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实力，就必定要拼全力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促使特权阶级的利益最大化。于是必然要颠覆共产党为绝大多数人立党立国的原本宗旨，而只为极少数人立党立国，并称之为“精英统治”。一旦这种状态被固化，政治危机也就被空前激化了。这正是当前最可忧虑的大问题。
　　2011年9月23日《北大博士挂职研究“官二代”现象——“政治家族”是如何实现对基层权力垄断的》披露：南方周末从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来流传的“官二代”现象，在这里亦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2012年03月12日《富二代官二代问题血统决定收入》的网文披露：全国人大代表马宗林在发言中表示，在某些行业，甚至包括公务员行业，现在是“血统决定了身份，身份决定了收入”，老子是干这行儿的，儿子进这行的门槛就会低。
　　早在2005年05月16日中国网《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干部子女更易当干部》就已经披露了这种现象：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统计数据表明，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人人网李蛟的日志《“官二代、富二代”联手抢占中国政坛》披露：山东新泰提7个副局长6个80后最年轻23岁，其中，年龄最小的是王然，女，山东新泰人，1986年7月出生，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经济学学士。王然参加此次考试的成绩为笔试64.83分、面试86.00分、综合75.41分，而2008年，她参加公务员考试的成绩为笔试52.8分、面试79.2分、综合64.88，两次考试的面试成绩都远高于笔试成绩。原岱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助理审判员刘婷婷，才25岁，拟任新泰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新泰市的“大胆用人”是不是个案呢？不是，全国各地方政府都存在类似问题，打着“干部年轻化”幌子进行暗箱人事布局才是问题的核心之所在。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年轻化的进程出现非常大的问题，首先是大量“官二代”借各种名目挤入政坛，并且有相当部分“官二代”已经身居高位，在全国也具有相当大范围的普遍性，近几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很多富二代通过父辈积累的财富，要么在国内名校获得较好的学历，要么到国外混一个“海归”，他们凭借超越常人的财力迅速在中国各级政坛暂露头角，有的挤入“人大、政协”，他们试图通过对政坛的渗透维护其父辈的地位。
　　2013年6月25日检察日报《“官员家族”是怎样炼成的》指出：事实上，在当下基层政治生态中，“官员家族”并不少见。这些“官员家族”又是如何炼成的呢？……一方面是纵向“子承父业”。中国古代政治即有世袭罔替的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横向“联姻”。“联姻”可谓是古老的政治手段，通过嫁娶的方式结成政治上的同盟来攫取利益。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暴发的原因》的文章指出：抗战胜利后，抢占人民的胜利果实……蒋介石又规定“各受降区之接受工作，须有中央统一规划布置，由中央派员接收，任何部队机关及地方行政部门，除有特别指定者外，一律不得直接接收。”通过这种国家垄断的方式，四大家族又抢到了抗战胜利后的全国大多数财富。通过以上这些方法，四大家族加强了对全国各部门资本的控制和掠夺。利用这些剥削到的民脂民膏，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迅速暴发膨胀起来。
　　这就是官僚家族垄断政治的直接结果：官僚家族财富爆炸式增长。超经济掠夺外加官僚资本主义阶级剥削的结果必然是民不聊生，国家积弱，亡党亡国也就难以避免。《诗经·大雅》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前人的教训就在眼前，夏桀的贪婪和暴政导致了夏朝的灭亡，这段历史就像镜子一样，如果殷商不吸取教训，势必会和夏桀一样灭亡。
　　总之，不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为极少数人立党立国的错误路线，回到为绝大多数人立党立国的正确道路上来，亡党亡国就不可能避免。

大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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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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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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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