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范仲淹

勇儿马甲

毛泽东论范仲淹

    熊劲松　湘潭电视台

     历史最奇妙之处在于它既是一个客观必然过程,又是一个由人参与创造、由人选择的过程。对人生、对世界、对社会进行穷尽探索,并不断实践总结,是古今中外许多伟人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的共同特点。探索大本大源,立志做救国奇杰,崇尚圣贤精神,以天下为己任,正是历史伟人显著的共同特色。东方巨人毛泽东十分推崇历史伟人范仲淹,先后四次作出高度的赞赏与精彩的评价,使我们能够领略到伟人们的心理共鸣与历史回响。

　　对于一位历史伟人如此再三推崇并高度评价,在毛泽东一生中也是极其少见的。毛泽东作为一代历史伟人,他的伟大也源于历史。探讨范仲淹对毛泽东的深远影响,无疑具有研究价值。

　　一　1913年11月,青年毛泽东提出独到见解:“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1913年11月23日,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于《讲堂录》笔记中写下面这段文字,第一次对宋代名臣范仲淹和影响近代中国历史潮流进程的著名人物曾国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青年毛泽东认为:正如在宋代,范仲淹的历史地位要高过韩琦一样,在清朝,曾国藩的历史地位肯定高过左宗棠。因为范仲淹和曾国藩都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就是说,范与曾两人不仅建立了不朽功勋,而且其文章思想和不朽精神都可以为后世所效法,被后人所景仰!毛泽东把韩琦、范仲淹和左宗棠、曾国藩相比较,指出了范、曾二人比韩、左二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高明得多,也就是因为他俩领悟到了“本源”的关键所在。所谓办事,是指建功立业。所谓传教,是指建立和传播思想学说以影响当代和后世。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成功者,圣贤者,应当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就是高举理想道德的伟大旗帜,又能以此为大本大源来经世治国平天下,并取得大功大业的人。所以即使拿破仑称霸欧洲,也只能算是一代豪杰。与所谓“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同出一辙,不能进入圣贤的第一队列。毛泽东认为范仲淹和曾国藩才是真正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即是评价他俩不但建立了辉煌的事功,而且其文章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 20岁的青年毛泽东对范仲淹已是十分仰慕万分钦佩了。

　　可以说,人生使命就是实现生命的价值,责任和义务就是人生的使命。某个人一旦有了信仰和追求,就会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就会在内心深处萌发一种不可抑制的强烈愿望,在精神上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巨大动力,促使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正是这种欲罢不能的精神冲动和执着追求,使中外历史上不少伟人建树起自己的人生丰碑。北宋政治家范仲淹为了人生的使命,忧国忧民,清廉为官,勤政为民,艰难坎坷奋斗了一辈子。任开封知府时,几个月就把混乱不堪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民间流传歌谣:“朝中无忧有范君,京都无事有希文。”范仲淹与韩琦主持西北边事,号令严明,民间又流传:“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公主张“明黜徙,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随后在全国各地推行“庆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范公虽四次遭贬,却矢志不渝,仍然疾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青年时代起,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他以天下为己任,并为实现这个宏愿孜孜不倦奋斗不息。他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对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更为中国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标杆。故元遗山十分钦佩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

　　出身农家的少年毛泽东志向远大,他在走出韶山之前《赠父诗》中明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求学湘乡东山小学堂后在《咏蛙》中更是表露心迹:“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1]36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遵从师训,对处于社会上层的圣贤君子划分为“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两大类。“传教之人”的最高典范是孔孟、程朱、陆王,他们致力于探究真理,探讨大本大源,毕生弘扬教化,泽被千秋万代,故被尊为圣人。至于“办事之人”,尊奉圣贤之所垂教,也能建功立业于当世,但他们无心穷究“宇宙之真理”,难以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境界,故而不能进入第一方阵。毛泽东把范仲淹和曾国藩列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认为他俩既探究参加大本大源,又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创造了“三不朽”的最高境界,这无疑是对范、曾二人的最高奖赏。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范、曾二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受到范、曾等历代圣贤的影响,毛泽东号召人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敢做敢为。他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从此,毛泽东立志成就“内圣外王”之业,即做圣贤、豪杰的思想变得更为坚定。他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2]25瞄准这一宏伟目标,毛泽东“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艰苦卓绝,奋发有为,矢志不渝。

　　二　青年毛泽东对范仲淹感愤自立深表敬佩:“初不自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极而泣。立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

　　范仲淹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他的祖先原是陕西邠州人,后迁徙江南,定居苏州。范仲淹两岁时父亲不幸逝世,范母谢氏年轻,贫无所依,只好带着儿子改嫁给山东淄州长山县朱文翰。范仲淹也就跟着这个曾当过县令的继父姓了朱,名叫朱说。范仲淹母子随朱文翰先后游历过不少地方,少年范仲淹没有中断过学业。但作为一个异姓之子,更难以承受的是寄人篱下的委屈。《范文正公集》附《年谱》录《家录》中记述了范公感愤自立的故事:

　　公以朱氏兄弟浪费不节,数劝止之。朱兄弟不乐,曰:“我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公闻此疑骇。有告者曰:“公乃姑苏范氏子也,大夫人携公适朱氏。”公感愤自立,决欲自树立门户,佩琴剑径趋南都。

　　原来,范仲淹在朱家虽然受到歧视,但并不了解自己的身世。朱家是长山的富户,子弟习惯于挥霍享受,范仲淹对他们那种奢侈浪费的作派很是看不顺眼,于是多次劝止,却遭到异父母兄弟的抢白:“我们花的朱家的钱,关你什么事?”范仲淹听了大吃一惊,觉得话中有话,于是追究盘问,方知自己的身世。此事对他产生极大的刺激和震动,于是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活,到南京发奋读书。

　　1913年11月29日,青年学子毛泽东读了范仲淹的身世故事后感慨万端,在《讲堂录》中亲笔记述了这段文字,表达了他对范公深深的同情和敬仰:“范文正世家子,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说。所不自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极而泣。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公盖苏州人。子尧夫,仁侠似之,尝遇故旧于途,见窘于资,指赠以麦云。”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范仲淹的头两次评价都是在1913年11月下旬,前后相隔仅6天。时年20岁的他风华正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正值省城求学,寒风袭击长沙,出身农家的学子对出身孤贫的范公感同身受,推崇之情见于字里行间。

　　三　1917年8月,毛泽东向恩师请教:“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

　　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 23岁的范仲淹毅然辞别老母来到南京,进入思慕已久的应天府,投师声誉日隆的戚文同门下。戚文同不积私财,不营居室,终生教授,他告诫学生:“人生以有义为贵。”戚文同的言传身教对范仲淹影响极大。据《范文正公集》附《年谱》记载:“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以水沃面。往往膳粥不充,日昃始食。”冬夜读书倦极思睡,就用冷水洗面。每日以稀粥为食,还常常吃不饱,且每天要到很晚才有得吃。这是何等的寒窗苦读啊。这一情况从另一记述也可以得到证实。据《范文正公集》卷七《上张左丞书》自述少家贫,在僧寺里读书,经常煮粥一小锅,待凝结后用刀划成小块,早晚各取两块,外加一点咸菜,即为一天饮食。《宋史?范仲淹传》也记述:“……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就是在这种以苦为乐的环境中,范仲淹“昼夜苦学”,孜孜不倦,矢志不渝。据说有一次宋真宗路过南京,人们都争先恐后去看热闹,唯独仲淹仍埋头读书。有个同学特地跑来叫他:“快去看哪,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莫错过哦。”仲淹回了一句:“将来再见也不晚。”便又继续读他的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范仲淹赴京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进士及第。

　　无论是在湘乡东山还是长沙求学,毛泽东的表现就很是不俗,常有惊异之举。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邀了几个同学到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徒步游学“打秋风”,了解民众生活情况,考察社会风俗民情。所谓“打秋风”,其实就是身无分文搞社会实践。8月23日,毛泽东给远在北京的恩师黎锦熙写封长信,作了一通思想汇报。在长信的最后,毛泽东向恩师请教:“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24岁的毛泽东竟想效法23岁的范仲淹之画粥,这真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神交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范仲淹这句名言,想必学子“二十八画生”也甚喜欢,不然何必去效仿“画粥”?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折服范公刻苦求学的精神到了何等痴迷的程度[3]263。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热衷于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先忧后乐”,范仲淹强烈的忧患意识影响了代代炎黄子孙,也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应该说,效仿“画粥”并非一时冲动,因为他在青少年时代就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自勉,认真实践“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表现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气魄,反映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历史责任感。正如周恩来所言:“毛泽东是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尼克松也赞叹:“中国革命没有毛,就绝不会燃起火来。”[4]2

　　四　1957年夏天,政治家诗人毛泽东纵论范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诗词大国,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如长江大河孕育着东方文明。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情有独钟,兴趣浓郁。但他坦言不喜欢新诗,甚至说给200块大洋也不看。毛泽东也似乎不喜欢宋诗,以为味同嚼蜡,远不及唐诗,但他对宋词却格外喜欢。在北宋词人中,毛泽东很是欣赏范仲淹、苏轼、柳永等。

　　1957年8月1日晚上,毛泽东以特有的方式纪念“八一”建军节30周年。他对宋词婉约派的作品着了迷,兴奋得睡不着觉,便哼诵起范仲淹的词作来。吟哦之后,兴致大发,索笔蘸墨,把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两首词作书写出来,龙飞凤舞,意犹未尽,又将自己的心得和见解发之于笔端:“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谈到婉约派时,他认为:“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份,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5]1629

　　毛泽东发表的一大通评论,有三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古典诗词可分婉约与豪放两种,即使是“中间派”的作品也具有倾向性。二是本人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两者兼顾。三是从阅读心理和阅读兴趣来看,不同风格的作品都应该读一读,就象吃菜,专荤专素皆不可取,换换口味才好,才能补充丰富的营养。评论之后,意犹未尽,又特别嘱咐,他抄写的范仲淹这两首词和上述议论,“寄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自己认真品评一番还不过瘾,一定要给家里亲人共同欣赏,这就是生活中的毛泽东,这就是伟人的逸情雅致。由此看出,毛泽东对历史名人范仲淹的词作到了何等偏爱的程度。

　　从1913年到1917年毛泽东两次赞赏范仲淹,到1957年毛泽东纵论范词并手书笔录,热心地推荐给妻女共同欣赏。自此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他对范仲淹的公开评价。其心灵深处的变化怎样,我们无从知晓,也许永远是一个谜。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范公对毛泽东影响深远,毛泽东对范公一直是高度赞誉、非常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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