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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是著名学者，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等职。他的著作以视野广阔、观点犀利而著称，被认为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今年，东方出版社推出了郑永年先生的《技术赋权》、《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两部著作。 《技术赋权》聚焦于网络问政、网络反腐……互联网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扮演了越来强大的辅助角色。网民之间的博弈，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和后果？互联网，会改变什么？本书试图解答种种疑问。 郑永年善于从学者的角度切入现实话题，他对于房价的思考颇有参考价值。 郑永年 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房地产市场成永恒话题 很多年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仅已经成了中国民众、管理者和发展商的永恒话题，而且也是国际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深切关注对象。不同的人群对中国房地产的市场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或者忧虑，甚至恐慌。 更为严重的是，对房地产投机的巨额利益，也正在促使企业大举进军这个产业。 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巨大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隐忧，而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容置疑。 正因为如此，有关部门有足够的理由要担忧房地产。前面有日本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和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解体之后，日本经济在此后的20多年里没有走出阴影。海内外，早就有很多人在讨论中国是否会步日本模式后尘的问题。之后又有迪拜世界事件。房地产无疑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紧箍咒。因此，有关部门一直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多年来，尽管有关部门也对房地产市场多有不满，但一旦当房地产遇到危机时，必出手相救。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的庞大应付危机的资金，也有很大一部分流向房地产。毫不夸张地说，房地产已经绑架了经济。 供求之外还有问题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房地产这种荒谬的局面呢？更深一步讲，症结的原因已经转向了土地供应市场。的确，就土地而言，长期以来，存在寡头式垄断，限制土地的供应量。同时，现有制度也阻碍着竞争性土地供应市场的形成，由此提高了土地价格，为了消化高价土地，发展商就抬高房价。这似乎很合乎经济逻辑。 多少年来，人们所听到的似乎也只有经济学家的声音，那就是供求关系。但供求关系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了。很简单，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大量的空置房了；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买不起房了。那么，在供求关系之外，还出了什么问题呢？ 房地产市场现状的形成当然有很多原因。最大的因素莫过于发展房地产市场的主导思想的严重失误。简单地说，因为把房地产视为经济政策，其GDP功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凸现出来，而其社会功能（社会成员对住房的需求和人们的“空间权”）就被忽视。因为商品房兼具投资和消费价值， 人们对其价格上涨有预期。开发商利用这样的社会预期去囤积土地和新房，购房者也会迫不及待地去卖房。从而一步一步地把房价逼向新高。 政府应扮演重要角色 要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就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地方政府往往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而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至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 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并不把房地产看成是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就是说，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首要的考量是社会发展，是社会成员的居住权。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 欧洲一些国家在早期也是把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来源，也同样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随着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转型，住房政策，尤其是公共住房政策越来越变成这些国家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到今天，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房地产完全属于社会政策，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考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应当指出的是，那些把公共住房仅仅看成是对穷人的救济的福利国家，公共住房也是不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公共住房最终变成了贫民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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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23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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