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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北京不是首都,那它的房价就没这么贵。所以一旦把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到雄安,北京房价下降是大概率事件。” 4月11日,人大国发院副院长聂辉华在人大国发院新政治经济学前沿讲座“行政级别才是理解城市发展的钥匙”会后评议道。 他指出,雄安新区千年大计出现之后,新闻联播或者主流媒体一片叫好,但在朋友圈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是批判的。他表示,这很正常,知识分子基本上以批判生活为主,所以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出台任何东西,很少看到知识分子唱赞歌,在知识界,表扬政府需要付出巨大勇气的。 但他表示,如果权力影响资源配置从而影响发展,一个地方如果拥有足够的权力就可以很快的发展起来。雄安什么级别?雄安一上来说要比肩深圳。这说的是战略级别。行政级别是常务副省长当总指挥,省委书记,省长,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这是排第四号的。它比普通的省会城市级更高一点点。 他透露,人大也正准备在雄安画圈,并调侃讲座下的人大学生“别笑,说不定下一步人大学生就要在雄安读书了。” 所以他对雄安的态度是,雄安如果方向不失误,正常情况下可以发展为中等城市的,可能赶不上苏州但是像合肥那样没问题。 人大国发院江艇博士也表示,雄安新区就是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得很重要的例子,雄安新区搞不搞的成功完全取决于行政的决心,行政手段大一定会成功,关键要避免零和博弈。 本次讲座主讲人江艇博士研究中国城市中发现,城市行政级别是比传统上认为的地理区位、基础设施、投资激励、人才吸引、创业环境、教育环境等等导致城市集聚更为根本的因素。他剔除直辖市后,选取16个副省级城市、16个非副省级的省会城市和250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发现从1999年到2014年,高级别城市在区域内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提升,有级别的城市所占省份经济在提升,下降的只有河北、山西、云南、福建这几个省。
江艇博士总结有两个原因。一、资源从上往下流动,行政级别越高,决策权越大,信息越充分,获取资源的方式更快捷,因为跟权力部门近,然后越容易得到偏袒。二、行政配置具有不同于市场配置的逻辑,对于价格信号和利润动机相对更不敏感。这也是为什么从资源错配的角度看导致资源错配的是国企和外企的原因。 江艇博士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生产效率不能忽视中国行政等级体系下的城市级别。中国自古以来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和资源集聚过程跟西方有很大的差距,西方城市的集聚过程就是市场自发的,城市化过程就是市场不断的扩张过程。而中国城市的集聚,资金、土地、政策都是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城市到下级城市逐次分配。比如说最重要的财政资源,在中央省市县乡五级体制下都是从上级行政单位到下级行政单位逐级划拨,划拨过程中就会出现财权不断被截留,造成事权和财权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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