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先锋营

在一个普遍性伦理崩溃的时代里，在一个绝对之善匮乏的社会中，你是选择犬儒地活着，还算追求一种合乎德行的生活？

　　在庞大森严的社会控制力量面前，愤怒、仇视这些应激性的情感终难持久，继之而来的第二反应就是充满无力感的沮丧、无奈和泄气。

　　在这个时代，似乎总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要撕破人道主义的温情面纱。

　　安妮特?贝尔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愿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换句话说，选择相信别人的同时，也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伤害自己的机会。

　　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

　　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装是文明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所以装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大问题。

　　所谓“微革命”，就是一要人人行动、敢于担当，二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如果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使得此时此地的世界是一个更好的所在，哪怕就好那么一丁点儿，那么你的言行作为就是善的，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尼采曾这样比较大笑和微笑：精神上变得越是快活、越是靠得住，人们就越是忘记放声大笑；与此相反，他们脸上不断涌现出精神的微笑，这是他们对美好生活所藏匿的无数舒适感到惊讶的一种标志。

　　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

　　不管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如果缺少深厚的哲学传统去沉思命运的无常，没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去抵御时间的清洗，也没有强健的法治精神和权利意识去抗拒国家的暴力，那么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歇斯底里地狂欢和饕餮，起哄或围观。

　　当面对逝者如斯夫的时间，不测的命运，时有时无稍纵即逝的才情时，只要我们意识到自己在面对他们时一如婴儿般渺小和无助，我们就只能像婴儿那样满足于当下的器官享乐。

　　法律是底线性的、维护性的，如果它是一种好的法律，那么它将有效地保证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但是它并不必然保证社会将是一个美好的存在，因为幸福就其实质而言不是普遍的，而是因人而异，所以法律对社会中的人有普遍的约束力，它规范的是公共生活领域当中的事。在一个普遍怀疑和反讽的年代，有时候坚持立场要比怀疑本身更加有力和值得尊敬。

　　生活的大多数状态好比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滑行，足下无尘、倏忽万里。如果你对这样的似水流年有所不甘，就会试图套上钉靴或者别的什么，用力且用心地步步为营，将时间钉

　　在脚下，就像石匠在劈山凿石，锤子落在凿子上的每一下都是那么的铿锵有力坚固结实。这样的丁靴，可是是病痛，可以是冥思或者感伤，总而言之这种钉靴让你更加地贴近灵魂——至少它让你如此这般的信以为真。

　　生活贴得太近会伤害灵魂，灵魂贴得太近会疏远生活。但是时间不会戛然而止，时间在灵魂低眉举目之间轻轻跃过。

　　罗素说，在我一生中，有三种不可遏止的追求，一是对真理不可遏止地追求，一是对自由不可遏止地追求，还有一个就是对爱情的不可遏止地追求。几何学讲三角形是最为坚固的

　　一种建构方式，在罗素这里，真理、自由与爱情就构成了这么一个坚固的三角形。

　　当个人的羞耻感与所谓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正义发生龃龉的时候，问题突然变得尖锐起来，是竭力维护所剩无几的自我认同感呢还是心甘情愿放弃它？

　　也许作为群体的存在勇气的确来自于某些宏大叙事的煽情，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存在的勇气只能源于某些隐秘的焦虑，那么你和我的焦虑在哪里呢？

　　艺术并不是使我们疏远于生活，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理解我们自身，达到与我们自身的协调一致。

　　存在的质感并不取决于事件的堆积，生命的丰盈其实更在于内在化的体认与理解。

　　如果说生活总是被一些“执念”缠绕，陷入幽暗莫名暧昧状态，那么现象学的眼光则教会你如何让现象显露，如何让生活重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尼采说，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的起码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什么？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

　　理论从不承诺它的实践后果，但是一旦理论在实践中出了差池，我们仍旧只能找“理论”来理论。

　　借用任志强的名言：“如果我的收入合法，你凭什么仇富？”

　　如果说右派人士反对全球化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和传统的念念不忘，那么左派人士反对全球化则是基于对弱势群体和经济平等的孜孜以求。

　　历史总是以吊诡的方式嘲弄人类的渺小智慧。

　　福山的问答逻辑很简单：是谁造成了全球范围的贫穷、艾滋病、毒品乃至恐怖主义？孱弱国家和失败国家！治疗国家孱弱和失败的良方是什么？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约翰格雷就指出，国家的合法性根据最终并不落在它是否实行了民主制，而在于国家是否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人民所需要的东西，比如提供安全保障，确保体面的生活，保护

　　对公民来说意义重大的文化价值等

向晴天

王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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