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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 英国的思想家柏克以其《法国革命论》著称于世，他在世的时候遭遇了法国的革命，也历经了法国革命的理想、浪漫、红色恐怖和血腥屠杀。这是他反思法国当年大革命的现实依据与思想动力。站在这样残酷的现实世界，他深刻地意识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同，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分裂。因此，他的著作是坚决反对引领法国革命的卢梭的系列思想的。对比卢梭的激情、浪漫与激进，柏克显得要克制、宽容、理性与保守。但是，他们的社会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要实现人权，追求自由与人类幸福。 如果说卢梭作为一个革命家、思想家所拥有的优势是思想理论的激进，那么柏克相对而言就显得平淡、理性与宽容。卢梭所拥有的是理论智慧，而柏克所拥有的更多是实践智慧。有趣的是，法国革命两百年过去了，当年柏克的批评仍然很效果，而英国因为有洛克、柏克这样的经验理性的政治思想家，而避免了发生法国式的大革命。这个经验智慧仍然是世界性的。因为，以牺牲一代人的生命的血腥屠杀，虽然也能够解决问题，但是留给法国的后遗症是非常明显的。法国至今动辄骚乱不止，与当年的革命后后遗症不能够说没有关系，而英国虽然也对外扩张，但是，在本国国内却始终是温文尔雅，循序渐进地改良，一直到今天。法国与英国由于走了不同的道路，虽然他们都实现了人权、民主与法治，但是，流血与不流血的代价是大不同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任何一代人的牺牲都是不道义的，也是不够仁慈的。 柏克从中留给世人的经验与教训究竟是什么呢？美国著名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在其名作《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曾经给予了详细的分析。 这里关键是，人们常常忽略了理论智慧与实践的区别。理论智慧是思想家们所必须具备的。任何理论，只需要考虑逻辑上的自洽、道义上的正确及价值观上的不偏不依。因此，在理论上说得通的东西，但是在实践中却未必能够见效。比如，施特劳斯说，类似于不合逻辑、欺骗、说谎、奸诈、残忍、阴谋与背叛，在理论上都是应该完全排斥的，一种思想理论公开宣扬这些，必定长久不了，因为人类的理论是不能够构建在这样的阴暗的假设之中的。但是，在实践中，政治家们不但不排斥这些东西，而且还常常在行动中常常利用这些阴暗的东西。这个时候，理论上的东西与实践中的东西就会产生差距。 此外，人类的理论还有一种简约化的功能。一种理论，为了说明某一种道理，我们常常可以抛弃复杂的因素，而抽离出某一因素或者某几个因素作出分析与梳理，比如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的商品要素时，就剥离了人类社会的许多复杂因素。最后他在《资本论》中由商品入手逐渐分析出：资本主义因垄断而终将走上经济周期性危机，然后再由危机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而人类要避免走上这样的道路，就要避免商品化社会与市场经济，走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这就是以取消商品为目的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之路。因为商品让生产与消费都处于盲目状态，自然容易脱节。大量的牛奶被倾倒在河里，而许多饥民却忍受饥饿。这种现象确实是在当时大量存在过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却不是像马克思所宣称的那样要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而是要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政治的框架下进一步完善。这并不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政治之间解不开的死结。可惜的是，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理念智慧过于发达了。他想到的是计划，用计划的办法取消商品的流通。然后，他的计划相对于流通的商品哪种方式更容易产生生产与消费需求之间的脱节呢？事实终于证明，计划将会产生更大的浪费，而且这种生产与需求之间的脱节将会是更大规模的，更持久的，同时也是更无法更正的。为了避免一个小错误，而陷入一个大陷阱，这个历史教训不能说不深刻。因为市场的对人的产生与需求的调节功能，远远要大于计划对此的调节功能。而且计划就人权层次而言，也已经陷入了必然的奴役状态。因为计划的后面要假设一个官员、一个政府将要在制定计划过程中扮演全知全能，能够预测每一个人的需要的上帝角色。但是，这样能够预测，能够全知全能的官员与政府是永远不会存在的。计划的结果只能够使权力泛滥成灾，并且因权力的放肆，而造成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生依附关系，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与集体农庄的时代，饱尝其苦，深受其害。事实上计划的后果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一边是生产上盲目性，及对生产过程的瞎指挥；一边是国民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模式中，中国才被迫走上了市场经济。可惜的是，这种市场经济由于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特色的权贵问题。终于使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今天人们看到的是金钱在购买权力，权力在寻租金钱，二者交相资，狼狈为奸，而皆不枉托于“中国特色”。这正是问题的悲剧所在。 其实，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秩序的生成过程，有许多东西不是靠我们的理论智慧就能够完全把握的。哈耶克与罗尔斯将社会现象看成一种“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人类的理性智慧对复杂的社会能够把握的要素十分有限。那么，调节产生过程与社会需要之间最好的平台不是政府的计划，而是自由经济下的市场。绝对毫无浪费的生产在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但是，人类有办法将产生与需求之间的空隙缩小到尽量小，这个办法就是民主法治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人们需要什么就去市场上买，市场上卖不出去的新产品自然就是过剩的生产。生产商了解这一情况立即停止生产，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然后把这些资源尽量用于满足于人们的需求上。这样需求不但发生变化，市场也紧跟着发生变化。为了争取赚到更多的钱，生产的产品质量要不断提高，技术与效率也要不断提高，这样才能够在自由竞争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时候由于贪婪而产生的恶性竞争要靠法治秩序来解决，良好的市场秩序要靠民主政治与法治秩序来维持。因此，市场经济天然地就是民主政治与法治社会的产物。在这里抽离任何基本要素都将使社会陷入混乱、野蛮与血腥之中。不幸的是中国正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 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商当然是为了赚钱，谈不上高尚风格，但是赚钱的过程却意外地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的需求。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能够得到尽可能的满足，这些贪婪的资本家与生产商却意外地在市场平台上做出了造福人类社会的好事，在这样背景下，每一个贪婪的资本家都比一千个活雷锋更能够造福社会。虽然就人格精神而言，资本家并不高尚，但是，在客观上，在实践中他们繁荣社会，造福社会的威力却是无穷的。人类生存的需求，既有物质上的，又有精神上的。对这种需求的奥秘的掌握只控制在上帝手中。对于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无知之幕”，对于人们无法掌握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其自然成长，给予自由成长的空间，不强加干预。对社会中的这些隐性的力量与需求如此，对人的成长暗箱也莫不如此。一个良好的社会，就是政治权力干预最少而同样能够秩序良好的社会；同样，对于一个儿童的生命成长，也是干预最少同时又能够身心健康的状态是最好的。因为人的发展空间很大，许多隐藏的潜能，我们无法预测，也无法预测一个人将来的前途，更不可能为一个人设计定型的榜样，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自由成长的空间给予孩子，让他有机会成为最好的他自己，因此，保护天性，培养个性，使其成长为他独特的自己，这就是我们人类所能够提供的最好教育。 哈耶克十分反感那些动辄炮制出来的理性设计。他把这些设计叫“通往奴役之种”、“致命的自负”、“科学的反革命”。柏克叫“理论入侵到了实践的领域”。有意思的是，中国人最喜欢的“理论联系实际”，在哈耶克与柏克这里都遭受到了否定。特别是那些教条式的理论，总是喜欢把一个生硬的东西硬塞给这个社会。一切“革命”的动机与误区都莫过于来源于此。因为，每个人社会都会有自己的根，都会有自己的传统，好的坏的都在这个过程中。理论智慧是让我们看到前进的方向，实践智慧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方向的可行路径。爬山的经验告诉我们，山中最快捷的路，常常是此路不通。真正能够让人走的路，就是那条蜿蜒曲折、崎岖艰难的路。那些流血的“革命”正是急欲想走快捷之路，却实质上不幸误入了歧途。三年大干快上。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通不能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等等，都是这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所带来的后遗症。 其实柏克所论的实践智慧，也是一种理论智慧。理论智慧虽然未必能够在现实中行得通，但是，如果没有了这种理论智慧，那么实践的目标就会变得很盲目。人们常常通过经验教训也能够走通一些路子，但是那些所谓的实践可能只是通往地狱的实践智慧。在中国，许多所谓的实践智慧是没有心肝、没有灵魂的智慧，他们的目标只有“升官发财”，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任何事情他们都敢干，都能够实践出来，除此之外那些实践智慧似乎并没有别的什么用处，在这里大力借用柏克的保守思想智慧，是别有用心的，是人们必须特别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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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6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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