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安妮（１）

找窍门为上

安妮是谁？教会学校的寄宿生、爱好文学的女知青、工人、电视台记者、作家、股评家、投资者，这些反差很大的角色都是从她那人生的三棱镜上折射出来的不同侧面，把她们合成到一起，就成了完全版本的安妮。不过今天，安妮最为人熟知的还是作为股评家和投资者的那一面。
我们喜欢风险
安妮本名张安东，1992到1993年期间在南方国际做港股，同时为《香港商报》撰写股评专栏，顺手就挑了安妮这个英国女孩最普通的名字作为了自己的笔名，并逐渐广为人知。后来注册成立自己的公司时干脆就用她来命名，有意把她当成了一个招牌。安妮自己解释说：“当时成立公司时是两个人合伙，用自己的名字还很显眼，不过，国外做证券咨询和证券投资的机构像摩根士丹利和雷曼兄弟等用的都是人名，我们就冒一回险出一次格吧。而且这也显得比较负责任，如果你的机构垮了，你的名声也就完了。不过到今天为止，我觉得也蛮好的。”事实上，这次险还真算冒对了，如今安妮这两个字在证券市场已经相当响亮，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冒险的代价毕竟还是有限，因为笔名到底是笔名。

安妮自述说，小时候看到父亲在“文革”中备受折磨而不敢稍有反抗的情景对她刺激很大，发誓自己绝不像父亲那样委曲求全、逆来顺受，而是要把握住自己的命运。问题是，如何把握？“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里面的女主人公讲了一句话：‘女人最好的资产就是她所受的教育。’但她只说对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你怎样来把握机遇。”她说，“要明白你的特点最适合做什么，应该避免的是什么。因为你的弱点不适合做这一行，导致事与愿违，不但最终自己很痛苦，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的浪费。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社会就很有希望了。”
她最喜欢的是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帆》中的诗句：“而它，在不安地祈求着风暴，仿佛在风暴中才有着安祥。”16岁在太湖边上插队时，她独自横游了4公里宽的湖面到一个小岛上去；而在此前借到全国串联之机，将三山五岳都游了个遍。这两件事情一直让安妮感到很自豪。
她表示自己喜欢风险。“我们和别人看问题的方法很不一样，别人面对不确定性常常会感到害怕，我们则更愿意看到其中包含的机会。”安妮说，“大起大落之中反而有更大的机会。中国古话也讲否极泰来，所有的坏事都出来了，事情往往也就会开始好转了。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会变得心态平静，无所畏惧。高层次的有产者其实大多都是无所畏惧的，因为对自己有一种信仰。”不过她也承认，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贪婪和恐惧，是所有在资本市场上摸爬滚打的人必须克服却又很难克服的两大弱点，安妮认为，今天在自己身上贪婪的成分要少一些，而恐惧的因素则要多一些。


文学与资本
文学是安妮夫妇的同好，双方也因此而结缘，并在早期分别以此为生。但当商海的大潮开始涌动之时，夫妇俩又相继投身其间，一个经商、一个炒股，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独行其道、同归殊途。如何跨越横在感性而温情的文学世界和理性甚至冷酷的资本王国之间的巨大鸿沟，对于他们都是一场新的冒险。
到目前为止，安妮似乎完成了两者之间的这种人格置换和自我论证，而且对自己在感性和理性的两个天地之间的游走自如感到颇为满意。今天，投资与文学在她那里分工非常明确：前者是工作，后者则是休闲。“进入股市后我一直在写财经随笔和纪实性的东西，到目前为止已经出了10本书。”她不无自得地说，“文学和资本在我这里并没有什么冲突。”股市是有周期性的，行情好的时候就炒股增加财富，熊市的时候就写作，以便“延长生命”。“我把写作看作休闲，而把投资看作是工作，你不能老是工作，需要休闲来补充。所以人家说，那么忙你还怎么写文章，但写文章对我是一种休闲，写起来也很快，不费什么事。”安妮说。
这些在事后看来，一切都是寻常事，而在当时要真正完成跨越达到比较自如的境地仍然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一过程，安妮准备把它浓缩进两本书中：《改写人生》和《重塑性格》，前者已经在1998年出版，后者的完稿还需要两年的时间。“要改写人生，首先需要改变性格中的很多方面，这需要很多方面的修炼，而且我是从40岁以后才走向投资的，挑战就更大了。”安妮说。
重塑性格其实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资本市场是个非常容易暴露你的弱点的地方，简直让你完全无所遁形，即使做了十年投资，也经常会犯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能够做到的只能是不断改造自己，而不是去改造市场，就像你只能把握自己的心情而不能去把握天气的变化一样。市场的波动是永远的，在波动中永远要有定力，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在文学世界里面不妨浪漫和温情，但是在投资场上讲究的则是当机立断，要能够把握住机会就必须改造自己的性格，使人性变得更加丰满，可惜这一点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
她说：“以前我非常喜欢看一些英国和俄国作家的古典小说，但是现在一些新潮的东西我也看，像网上文学、《上海宝贝》之类的我也看，总是在关注它现在已经进入到什么层次了。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这种心态，但是这种书没有很持久的生命力，只是一种纯粹的宣泄，看了一半就知道下面所有的东西了，深度是很不够的。我还是比较喜欢看王安忆、冯骥才和王蒙的那些跟我们同一辈人的作品。这些人的阅历较多，而且思想仍很新潮。其实关键不在于你穿什么衣服，而是你的审美观。只要你的审美观是现代的和宽容的，就可以了。”


偶然英雄？
安妮投身股市，最初的动机也是想把握自己的命运。1993年，她拿出3万块钱积蓄投进了股市，对自己可谓信心满满，坚信自己肯定会成为中国第一流的股评家和投资家。她仔细阅读了当时市面上所有关于股市的报刊，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因为她认为自己在学习方面是个强者。“我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努力，只要值得付出就会不计报酬，当时我每天都要做足股市分析的很多功课，从宏观政策到对行业和公司具体情况的分析都没有漏下。”
硅谷很多一夜成名的技术新贵常常被人们称作“偶然英雄”，因为他们的发达依靠的往往是某个偶然性机遇。今天，安妮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功的呢？安妮说，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想做一个平常的投资者。“其实，这个市场的开设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并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能够像我们这样在市场刚好开设的时候就来到了深圳，并顺利投身其中。大的东西和格局确实不是个人所能够左右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偶然的因素，而我们所取得的一点成功也主要是基于市场的发展，要说偶然，这就是偶然。”
对于过去的自己，她不是很谦虚地说：“在中国的女性投资者里面，我想自己应该算是第一流的吧。”至于未来，她更希望做一个来自中国的国际投资者，这次，她很谦虚地不谈什么第一流了。


安妮教子
10年的投资生涯使她的个性不知不觉之间变得强悍起来。安妮也喜欢谈论自己的儿子，不过言谈间显然没有别的母亲那样婆婆妈妈。“我对儿子的教育只有一句话：独立面对生活，对自己负责。儿子的学习情况我从来都不过问，因为这是他的事情，当然必须他自己来操心了。”她冷静地说。
在传统的中国父母看来，这种过于放任自流的做法简直是不负责任，但安妮夫妇自有他们的道理。“过去我们只是让孩子们看到书本上那非常简单的一面，而现实世界要比理想世界复杂得多，最好的教育就是让他们在现实中学习，这样将来才会经得起摔打。”有一次，儿子开车出去出了事故，把汽车撞坏了，打电话向母亲求助。安妮的第一句话是，你现在在哪里，报警了没有？儿子说，我正在自己把轮胎换下来，没有报警。安妮问，为什么不报警？是不是责任主要在你身上？儿子说，我也不知道，反正觉得好像不是对方的错。安妮说，你这实际上是在逃避责任，不敢面对现实，不论是谁的责任首先都必须叫警察来作评断，如果该你负责就要把责任担起来；现在我也不管你，自己打电话找修车厂来把车拖去修好再开回来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16岁的儿子把修好的车开回家后，原来毛手毛脚的毛病基本上也就校正过来了。
高二时，儿子想和其他同学一样出国。安妮夫妇说，可以，不过得想清楚了，要出国就必须在国外上完大学并在当地工作几年后才允许回国，否则就休想出去。儿子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去英国读书，当他兴高采烈地收拾行囊走出国门时，安妮夫妇相视一笑，有些“幸灾乐祸”地说：“真棒！又可以让他多吃一些苦头了！”安妮给儿子的外事政策特别宽大：只要不违反当地法律的事情都可以做。这样会不会使儿子误入歧途？安妮说：“我相信不会，他应该会有分寸的。当然，这个年纪应该允许他犯错误，只要不是不可挽回的错误就行了。因为人在20岁前是犯得起错误、也应该犯一些错误的，不然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因为当他到20岁以后就犯不起错误了。而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今后要面对的挑战又将会有多么大！”


人生何处不套牢
安妮是以她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深圳安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活跃在股市上并建立了相当声名的女性股评家和投资人。在谈起证券投资的话题时，酷爱文学的安妮更偏爱境界和逻辑这样比较空灵的东西。而她无意间的一声感慨“人生何处不套牢！”更是让人过耳难忘。
趋势可以预期但不可预测
回顾自己近10年来的投资生涯，安妮显得非常小心谨慎，尽管语言仍然锋利奔放。她认为，投资的要诀主要在于对趋势的把握，而趋势是可以预期却不可预测的，而正是在这一看法上的分野最终决定了投资者不同的操作风格和市场命运。
她说：“预期只是一种概率上的判断，预测则是对未来的一种比较精确的断定。在资本市场上，所谓‘准确的预测’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因为市场是不可预测的。而那些坚信市场是可以预测的人，往往就会在逻辑上直接推导出‘市场是可以战胜的’这样一个结论来。从理论上讲，庄家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他们最后败亡的根子也在这里。”
在她看来，市场上的风险(即不确定性)是不可克服的，只能适当减轻。投资只是在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争取尽可能好的回报，最终风险和收益基本上是匹配的。当市场风险升高时，即便是顶尖的投资大师也会选择离场、暂时退隐，比如彼得林奇曾经停手6年，而股神巴菲特也曾经淡出市场12年之久，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控股公司也一度解散。至于那些相信自己可以完全规避掉市场风险却又能同时获取最好收益的人，往往就会盲目膨胀成市场狂人，若不及早退步抽身，最终就会被市场所收拾掉，比如曾经风云一时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和中国市场上庄家吕梁在阴沟里翻船，逻辑基点就在这里。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市场是专会收拾狂人的。”安妮说?“千万不要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市场的力量。”


我们甘当弱者
既然已经知道市场上的强梁终究没有什么好下场，要想自求多福，不妨以柔克刚。“在如此强大的市场面前，我们永远只有甘拜下风，甘当弱者。”安妮说，“前几年我就提出‘弱弱流水任自然’，明确表示我们要做流水而不是做石头，要做嘴里的舌头而不是牙齿，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上活得更为久远一些。”
她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孙子的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认为这也是投资的最高境界。这是有例为证的。安妮投资公司去年在资本市场上赚了不少钱，但对盈利贡献最多的并不是二级市场，而是三年前投资的转配股。“在香港97回归之前，我们公司开了一个机构操盘手的会议，认为一轮牛市已经结束了，决定把资金都撤出来，一部分作一种战略性的保守投资，当时市盈率为40多倍，我们应该有部分抵御风险的策略，其余的大部分资金则投入转配股市场。”安妮说，“当时上市公司的转配股都转不出去，券商和投资者几乎都不要，人家都不要的东西我们就拣过来，而在这三年当中它们实际上翻了300%，每年有100%的涨幅。”
另外一个经典战例则是去年6-8月对现在炙手可热的B股的投资，当时A股市场仍很火爆，这时安妮提出，在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应该抽出部分资金通过自己在港的分支机构进入B股市场。“现在我们就不用像其他很多人那样着急，呆在这儿坐轿子就可以了。”她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弱者，在这么强大的市场面前，只能做一些弱小的、顺势而为的工作来保全自己，特别是在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就更不能满打满撞去开辟新的战场了。”
炒家永远要比管理者聪明
安妮认为，资本市场是人性非常集中的地方，而索罗斯对资本市场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人性对资本市场也有很大的反射作用。而中国人的羊群心理在全球恐怕都是最厉害的，孔孟之道、中央集权和集体主义无一不在催化和强化这种集体心理。这样，在资本市场上只要能够违反大众心理，就很容易脱颖而出了。
她表示，中国的中产阶层现在或许很有钱，但大多数缺少较好的心态，而今后要赚钱将更多地依靠心态和思想，必须有一种战略性的眼光和判断。“人生何处不套牢！只要在这个市场上活动这就是无可回避的命运，关键在于你是主动套牢还是被动套牢。”安妮说，“你往往是在不断地从旧套中解脱出来，然后进入一个新的层次并被再次套牢，这很正常，只要不是向下就行了。比如最近我们刚刚解套不久，马上就买进了一些法人股，申请套牢，因为我们很看好这里的投资机会。”
为了提醒自己是弱者，安妮投资管理公司的三个合伙人之间坚持实行等额合伙管理制，因为这样可以对个人的膨胀加以有效制衡。此外，这也有助于集合众智，以便走在大众选择之前就抓住投资机会。“目前的经济制度缺陷其实也给投资界带来了很多机会，此外与外部世界的接轨也会带来很大的机会。今天，安妮公司投资海外市场的资产组合已经占到了整个公司资产的10%，这实际上是在为将来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进行练兵。”安妮说，“市场的力量确实是很大的，只要能够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很多毛病其实都是它自己就能够纠正的。在市场上我们永远都是弱者，但我同时也相信，炒家永远要比管理层更聪明。”
我们甘当弱者
记者看了你写的书，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你好像一直都有一种把握命运的强烈冲动？
安妮：这可能也是一种个性吧，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愿随波逐流。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决定了我们性格里面有一点叛逆的成分，这很正常。我们家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从断奶之后几乎就一直住在寄宿学校，靠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人来帮我。后来又碰到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回来后又自己找工作，然后通过社会招聘的方式进入电视台，接下来到北京，也是遇到各种阻力，到这儿来，靠的也是自己。所以我觉得命运最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哪怕这个命运对你很苛刻，自己掌握了也就没有什么怨言。
记者在资本市场上，你觉得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了吗？
安妮：只能说我们经过了近10年的摸爬滚打，积累了一些心得，至于把握自己的命运，就要看你怎么去理解了。最近我写了一篇财经随笔，题目叫做《收拾狂人》，因为我越来越深地感觉到，证券市场是专门收拾狂人的，谁狂市场自然就会收拾他，事实上也用不着其他什么人再去收拾他了。我看到最近有很多文章在写庄家吕梁，他自己也写了一些东西，他也有无奈的一面，但确实也在资本市场上逐渐变成了一个狂人，最后被市场收拾了，也比较正常。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能够操纵和影响这个市场的时候，往往就比较危险了。
2001年03月02日 17:40

你若盛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