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是原子，中国文化是虚空
作者：凤凰博报：吴三兴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西方文明的持久作用，而发生了彻底的断裂。试图修复中国传统的努力，现在看起来希望非常渺茫。这就像一滴墨汁进入一杯清水之后，再也无法分离或还原一样。或者更形象地说，这就像一杯清水在倒进一片沙漠之后，再也无法分离或还原一样。但是，应该质疑的是，在西方文明侵入中国之前，为什么其他的外来文明无法破坏中国传统，相反却融入了，最终加固了我们的传统呢？——如此这般的说法好象又有问题：难道中国传统没有历史性吗？它是固定不变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得从思想史上去发掘根源所在。
一般认为，西方思想尤其是哲学只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解。柏拉图的“理念论”是西方文明征服世界的思想动力和源泉。“理念论”认为，世界应该归于一个统一的“本体”或“实体”，真实的现象世界只能是“理念”的摹本。这种思想最后演变成了西方中心主义。尽管西方文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给“落后世界”带来了不少“实惠”，但它也导致了无数的人类悲剧，世界各大文明之间成为了一种彼此冲突的关系。因此，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如罗素等认为，是古希腊哲学将世界引向了歧途，世界从此充满了敌对和战争。
对这么一笔历史的陈年旧帐，如果不历史地进行还原性的考察，始终就是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糨糊。因为，西方思想的起源多半都在东方，如古希腊哲学来自环地中海的古代东方文明，就是西方的文字也是东方文明输送的结果；又如，开启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还有许多“中国元素”。在文艺复兴前后，西方的思想家们在中国文明里得到了关键性的启示。以至于有很多学者认为，欧洲的一些重要的现代思想滥觞于中国，是当时发达的中国启蒙了落后的欧洲。看来，“老子化胡”的说法，还真有些道理啊。以下大概就是证明了——
近现代西方以“自由”为核心价值观的经济制度来自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而斯密的思想却来自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重农学派的魁奈，后者发明创造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个新词，它后来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却是重农学派根据老子的“无为”直译的词语。魁奈也因此于他在世时被欧洲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子”。由于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的影响，大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孔子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并且从孔子那里学习了按劳分配的思想。当然，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不止于此，除了四大发明外，还有很多，如官僚制，作为西方现代化标志的一种政治制度，据说也来自中国的科举制。甚至作为西方骄傲的民主制，也有中国古代思想的贡献在内，当然，这需要“训诂学”等高深学问的帮忙，在此就不赘述了。
之所以引用这些考证，无非是想反问那些批评西方文明的学者，既然西方的那么多好东西都来自中国传统，那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继续进步呢？既然西方文明制造了那么多罪恶，而近现代西方思想又来自中国，那为什么不将它们算到中国的老祖宗们的头上呢？显然，我们不应该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再次陷入中国特色的“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淖。否则，将文明的罪过加在谁的头上，都是毫无意义的话题，也不会得出任何让人信服的结论。
我们还是应该回头看看各自的历史轨迹，认识清楚什么是各自的历史惯性。这是因为，人类的历史终将再次汇合在一起，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历史是有国家和地区的强烈差异的，因为历史本身是有惯性的。中国的问题就是这种惯性过于强大，以至人为地阻止了历史的进程，因此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中国历史停滞论”仍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西方则不一样，它在继续着自己的革命个性，其历史形态完全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西方历史的破坏性和建设性共同存在。当下世界的问题是，我们希望西方能够去掉破坏性，多些建设性。西方需要反思，而且值得庆幸的是，西方也正在反思，体现在思想上，西方正在努力破除世界政治上的“西方中心论”、自由民主的“普遍主义”和文化上的“逻咯斯中心主义”。当下世界之所以形成今天这样的思想格局，完全可以视为不同文明都正在进行着一种“历史主义”的反省。因此，在当今世界的乱像背后，我们应该欢呼雀跃的是，人类仍然值得拯救！中国同样也还有救。
所谓“历史主义”，就是破除人类尤其是西方在形而上问题上的迷信和虚妄，还原历史本来的、真实的面目，用中国的古话说就是“冤有头债有主”，要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但同时，反对“冤冤相报”，人类应该着眼于未来，因为尽管不同文明形态下的人群是有差异的，但我们必须学会共同生存，在一个地球上，在更大范围内的同一个历史遗产上。但是，话说回来，由于历史是有惯性的，因此过早地抛弃“斗争哲学”，守株待兔着理想的大同社会，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人类不同文明在共同生存时的悖谬之处，即“我们”在期待未来时，更应该脚踏实地，适当的时候，还应该回头看看，我们的祖宗究竟留给了我们什么，否则，就不可能真的做到实事求是。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抛开柏拉图的“理念论”对我们正常思维的不良干预。“理念论”最大的错误，是将人类眼前真实的世界抛开不管，而倾心关注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形而上世界。形而上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所谓的不变的、绝对的“本体”；而真实的世界却是纷繁复杂的、多元多样的、相互依赖、变动不居的。柏拉图的“理念论”之后，西方一直都努力寻找着这个“本体”，并且一直试图用这样的绝对“本体”将世界整齐划一。如果人类思想只有这样的一个高度，世界就只能进入完全的单一的秩序化，并且最终会走向“历史的终结”。这样的结局当然是人类的大悲剧。因此，我们应该在柏拉图之外，另外寻找认识世界的思想资源。我认为，在前苏格拉底哲学思想中，存在着对这个世界更好、更加亲善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来自“原子论”的发明者德谟克利特。
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是一种“科学—哲学—常识”三位一体的朴素思想。但是在此之后，三者发生了分离，尤其是形而上的哲学，一直试图凌驾于其他认识之上，尽管最后人们终于意识到“形而上”毫无意义。据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印度—中国”是“科学—哲学—常识”各自对应的代表。西方是依靠科学征服世界的；印度是一个哲学发达的国度，因为现在看来，哲学越来越接近于玄思和宗教；而中国人则依靠常识生活，追求的是平常日用，但是并不追求“为什么”。因此，如果以“普适性”的科学作为参照，那么在印度和中国的传统上，就只有实用的技术而无认识的科学，他们通过“天”、“道”和“自然”而获得生活；而西方世界则通过“理性”而“制造”生活世界。这说明，德谟克利特的理论与真实世界的划分非常合拍。
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是由原子和虚空组成的。但他认为，世界只是物质的。因此，他被冠以“唯物论者”的称号。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阅读得出不一定正确的评价。德谟克利特将世界归结为物质，显然只是对了一半，因为他排除了人类意识的存在。尽管他的世界观没有给人造成形而上的困惑，但其思想毕竟还是比较朴素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通过虚空而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没有了虚空，物质也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而意义和价值，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甚至是全部。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种“原子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就是一种“虚空文化”。“原子文化”的特征，就是不断占据虚空；而“虚空文化”的特征，就是为了表征原子。由于“虚空”的存在，原子才彼此结合；由于“原子”的存在，“虚空”才不显得真的“空”。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虚空”是物质的媒介，它并非真的“空”，在这个世界，真的“空”并不存在。因此，国内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哲学起源于“有”，而中国思想则发生于“无”。在语言学上，学者们认为，只有那些介词、虚词和标点符号等看起来没用的东西，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依靠它们，语句才得以成立。
上面的说法，可以通过一个“常识”和“经验”来认知它：西方文化是“科学”，而中国文化是“人文”。西方物质文明发达，而中国人文伦理优先。西方注重结构、形式和规范，而中国精于随意、无形和价值。在这个世界上，这两种文明形态相互构成一种彼此“他者”的关系，它们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对方而获得。因此，根据德谟克利特的思想，我们可以认为，当下的这个世界已经终结了文明形态的纷争，最后的剩余就是这两种文明的较量和融合。为什么将印度省略了？因为印度的文明同样是一种中介和虚空，但印度文化具有开放性，不像中国文化的品质那样“顽冥不化”。其他的文明和中国传统一样，都只是西方文明传播的媒介。这些具备“虚空”气质的文明中，有很多已经完全灭绝了。
由于中国文化的“虚空”特征强大，所以中国文化善于同化外来文明。中国惟一具有“思想性”的学问就是“道”，儒家学说的内在意蕴和审美趋向接近于“道”，它们共同的思想起源是周易，周易是以“天”为开始的。“天”，何其空也！“道”是什么？“恍兮惚兮，惚兮恍兮”，你认为它存在，错；你认为它不存在，同样也错。因此，“道”不可说，不可规定，它最终只能通过实践和生活去感受一点点。也因此，中国文化对外来文明是“来者不拒”的。印度的佛教来了，最终变成了一种功利性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宗教了。一切皆空！结果，功利性最强的儒教“乘虚而入”，形成了国家的顽固的意识形态。（因为，虚无一旦碰上实在，就决不会轻易放过，除非实在给了它致命一击。虚无的中国人并不排斥物质的西方文明，而是非常喜欢。）传统文化在冥冥之中好象感觉到了，周围并非一片虚空，外面有一个原子的世界在威胁着自己。所以，儒家伦理最终上升成为了异常自闭的国家意志。但在国家意志这个表面强硬的外壳里面，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文化心理。
幸好历史并不总是停滞的，即使停滞也只能在一个局部发生，因为中国处于世界之中，世界的变动不居决定了，“虚空”最终要对“原子”的运动作出不得已的回应。因此，在西方殖民运动开始后，中国再也没有一刻安宁了。西方的墨汁已经将中国文化的清水染黑了。而这潭水从此不再有“西方”和“中国”之分，必将构成新世界的“原子”，共同面对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这是“虚空”对人类和地球的考验。“虚空”永远是一个考验，就像中国文化一样，我们无法忽略它的存在。它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问题”。
“科学—人文”这“两种文化”的界限不明，导致了西方科学的“野蛮化”和中国文化的“空洞化”。为了避免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重新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就必须正确处理人类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思维的彼此侵犯。人类的文明史尚不足一万年，因此，人类应该惬意地生活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即“原子”和“虚空”之间。只有这样的世界图景才是真实的，值得人类为之感到幸福的。而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化来说，“规范”比“价值”更加重要，否则，中国文化不可能为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仍然是“万古如长夜”的“虚空”。而所谓“规范”，说白了，就是中国应该借鉴西方那些已经被历史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吐故纳新地建构出新文化，而不是盲目自大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最好的。至于“价值”，则是一个“自由”的范畴，东西方必将同时获得思想解放。
为了人类文明不至于毁灭，“原子”和“虚空”之间，必然是“自由”的“运动”。而为了保证自由的实现，东西方的共同使命是，让权力为自由和文化服务，而不是相反。这样做，并非再次将“自由”进行“普遍主义”化，而是认为，自由，就像人类社会一样，应该是充满张力和活力的，同样，也是应该值得珍惜的。借口反对西方的“普遍主义”的脏水而将“自由”这个孩子一起泼掉的做法，同样是一种异化了的“普遍主义”。只有“自由”，才是人类的共同防线。但是，这里的“自由”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而是“原子”和“虚空”在共同作用时的一种“自然秩序”。单方面强调一方，从而排斥另外一方的做法，都是危险的，都会致人类命运于万劫不复之中。
但是，必须令人失望地指出，只有西方文明才有能力影响和建构未来世界的新秩序，因为“虚空”是一种解脱，但虚空自身是无所谓的，解脱不解脱都是虚空，而“原子”则是命运的安排，原子无法逃脱衰变、碰撞和相互纠缠，并且在结合之后毁灭原来的状态。假如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么行尸走肉的活着，还不如不生，就像无数中国人的“命”那样虚无。西方文明注定是充满了悲剧性的，这就像人类自身一样，无法逃脱更大的“虚空”，但为了信仰，西方文明一直试图通过构建巴别塔而获得救赎，然而巴别塔最终却被信仰本身摧毁了。
在这里，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中国流行“懒汉哲学”，干多干少一个样，不干什么错误都不会犯，谁积极谁出色谁就倒霉，因此，中国总是投机分子的天堂，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干活了，都“虚空”者，这在中国的官场上尤其明显。最后，是老实人吃亏，所以大家都想方设法地搞特权。这样的文化怎么可能具有“建设性”呢？但是，我们还自鸣得意，认为那些付出劳动“假积极”的人是自取灭亡，最终还是一场空，就像我们看待西方文明的衰落一样。但我认为，西方文明不是真的衰落，而是通过虚空再次建构新的生命形态。
本文有很多意犹未尽的地方，那是我下一篇文章《中国传统是怎样被撕成碎片的？》将要回答的问题。值得提醒的是，本文所提供的“理论范型”可以解释几乎所有的“中国特色”和一些劣质的文化现象。
为了避免误解，最后再画蛇添足一下。“原子”与“虚空”的结合，才可能构成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混沌”，这样就避免了走向两极的危险。“原子”的特点是构成某种形式，这是西方思维的形式逻辑决定的；而“虚空”则一直期待着外界的变动，以形成意义和价值，这是中国思维的模糊性决定的。西方文明已经创造了很多奇迹，而中国文明则一直期待着与西方的结合。但是，如果要打开更加广阔的世界，人类仍然无法逃脱“结构”的命运，以呼应更加不可捉摸的“虚空”，因为整个人类仍然在宇宙的荒原上艰难地爬行着。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一种“虚位以待”的姿态存在着，因此长期缺乏应对西方文明的能力。要改变这一定，没有其他的路径可以选择，除了将“原子”和“虚空”视为一个共同体外。中国再也不应该自绝于世界了。我们应该帮西西弗斯一把，将不断滚落的石头推向山顶，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不同文明的人类才能一起欣赏眼前的无限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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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21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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